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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外流下中国东北的“萎缩城市”
齐齐哈尔，中国经济最滞后的城市之一，年轻姑娘马莺阁以一种她称为“佛系”的态度在这里生活。她所用的这个词字面意义上指信佛教，但最近被年轻人用来表达一种——按照中国官媒（不满）的说法——“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
马莺阁解释说“佛系”意味着“对任何事物都不强求”。她说：“我个性就是这样。我没把目标定得太高，这样太累。”
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这样的态度有好处。这个有1亿人口的地区夹在朝鲜、内蒙古、俄罗斯和日本中间。
虽然中国以领先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闻名，但马莺阁的家乡齐齐哈尔以及东北其他几十座类似城市的经济增长已停滞不前，有几座城市甚至出现了衰退。
经济衰退在东北尤为令人痛苦，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向该地区投入大量资源，计划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实现快速工业化。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吞并东北地区。
从2000年代初开始，全中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令重工业得到扩张并实现强劲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政府大规模刺激下，这一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但到了2015年，连官方统计数据都显示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不到5%，而外界普遍认为官方数据有所夸大。东三省中一个省份还出现了1%的萎缩，这在当代中国几乎闻所未闻。
困扰东北地区的问题包括企业效益低、消费者需求减弱，以及重工业过度投资。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在试图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腐败也是个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官员与国企的关系，意味着东北地区在贪污腐败方面的名声几乎登峰造极，让私人资本不敢来投资。
齐齐哈尔就像是东北地区命运波折的一个缩影。19世纪时，受东北地区肥沃的土壤和新兴产业的吸引，数百万人从中国其他贫困地区迁移至此。在那之前，东北地区人口稀疏，主要人口为各个游牧民族，齐齐哈尔这个动听的名字就是其中一个游牧民族起的。但现在，人口迁徙方向已发生逆转。
随着东北经济衰退，齐齐哈尔市也遭受重创，2013年到2017年该市经济年增速降至2%，仅略高于通胀率，而全国平均经济增速为7%。这促使大批年轻人外流。与许多东北人一样，齐齐哈尔的年轻人如今在全国各地从事送餐等服务工作。自2014年以来，齐齐哈尔的人口从550万减少到530万。
马莺阁是一名护士，她说：“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去外地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了。许多人都不会回来了。”我们坐在齐齐哈尔一家餐馆聊天，桌上摆着一盘美味的炖猪肉。这里冬季气温通常在零下20℃左右，这是当地一道典型的热乎菜。
尽管人们公认中国的城市化势头不可阻挡，但全中国现在有900多个城市跟齐齐哈尔一样在萎缩，这些城市绝大部分都在东北。
而另一方面，人口日益老龄化从另一个方面预示了未来中国的面貌。尽管中国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仍持续下降，北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见顶，推动年轻人的比例迅速下降。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正在房地产市场中体现出来，这是东北地区可能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警示作用的另一个地方。
在齐齐哈尔，随着人口减少、房屋变得明显过剩，房地产投资——经济活动的支柱——在2015年开始下降。在全中国范围内，房地产销售据信去年已达历史最高点。由于投资追逐房地产销售，经济学家认为住房对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日益缩小。
如果一组经济学家被委任寻找一个反映困扰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的例子，没有哪儿比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更典型了。该辖区有大约30万人口，几十年来几乎完全依赖四家国有企业。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一重(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这是一家钢铁和机械制造厂，成立于1954年，属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占地广阔，厂门口依然矗立着一座10米高的不锈钢毛泽东塑像，这是全中国最大的毛泽东塑像，重逾33吨 。
2000年代初，中国一重的董事长满怀雄心地鼓励大规模举债以扩大生产。据工人表示，随着对该厂产品的需求激增，在截至2012年的十年间，工人的工资涨了两倍，至每月6000元人民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地区的其他几家大型企业——一家钢铁厂、一家化工厂和一家火电厂——当时也蓬勃发展。原本是稀罕物的小汽车当时变得司空见惯了。2008年，肯德基(KFC)在这里开了一家分店。
然后在2014年，经济衰退来了。全中国的钢铁产量十年内增长超过两倍，供应远远超过了需求，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周期性下滑使得钢材价格大幅下跌，以至于一些品种变得和白菜一样便宜。
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被迫降薪，开始了裁减管理层的艰巨任务。
斯特凡•施瓦布(Stefan Schwaab)是被吴生富聘请的第一位外国董事，据他说，当时该公司几乎所有员工的工资跟2014年的水平相比都降低了30%至40%。他表示，“降薪从最高层管理人员开始。后来扩展到工人。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找另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
不久之后，齐齐哈尔其他4个工业支柱中的两个倒塌了。
齐齐哈尔的钢铁厂北满(Beiman)发行的一系列债券出现违约，并被当地法院宣告破产，还欠下了73亿元人民币负债。该市的化工厂也破产了——如今厂内现场杂草丛生——而电厂解雇了数百名员工。
这些年来整个东北都动荡不安。2016年，在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一个煤矿的双鸭山市，数千名当地人连续几天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支付欠发的工资。
根据一些参与者的说法，前一年在齐齐哈尔，工人聚集在中国一重门外，要求获得他们会领取到养老金的保证。当地人说，在官员试图消除他们的担忧之际，警察在抗议活动结束前拘留了数十名工人。当年晚些时候，吴生富自杀了。
三年多来，富拉尔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商店和办公室。公寓楼大多是旧的，而且明显破败不堪。唯一挂出招聘牌子的企业是那些迎合老年人、销售轮椅和助听器的企业。
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家们开玩笑地说“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山海关是长城的最后一个前哨，长城曾经将中华文明与东北部蛮族的世界隔开。
齐齐哈尔位于山海关以北很远的地方。然而，尽管其经济困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预兆，但也有希望的迹象。马莺阁可能没有她在工厂当工人的父母曾经拥有的那种远大志向，但她在同龄人当中并不孤单——很多人都认为未来在这里而不是在中国其他地方。
在杭州打工的齐齐哈尔人坐火车返回老家过春节
随处可见的粉红色海报引人注目。上面写着，“妻子、母亲、艺术家，你的机会在这里”，并承诺“直播”工作可以获得每月超过1万元的收入。
海报背后的公司是润禾文化传媒(MV Media)，其创始人是29岁的刘俊哲，他拿出30万元人民币来培训当地人如何做直播，回报是从他们的直播收入中分成。
2013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传输了大约10亿千兆字节(GB)的数据。到去年，这一数字增至原先的25倍以上。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数据用于视频流传输。平台主播（主要是年轻女性）坐在网络摄像头前，与粉丝们一起唱歌和聊天，这些平台拥有超过4亿用户，创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
中国东北地区在直播中找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比较优势。多年来，该地区的国有企业为表演艺术团提供赞助；在他们内部蓬勃发展的那种直率、有时粗俗的工人阶级幽默在全中国都很受欢迎。东北普通话也能让中国各地的人们听得懂，同时它的特有腔调又让人觉得有趣。
困扰东北地区的问题包括企业效益低、消费者需求减弱，以及重工业过度投资。
刘俊哲表示：“这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其他行业经营困难。但我们做得很好。这是东北人擅长做的事情。直播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一些经济问题。”
润禾传媒的办公室走廊通向刘俊哲为新招募的30名主播设置的一个个小隔间。所有隔间都配有电脑、网络摄像头以及一款可根据需要发出鼓掌声等音效的设备。
悠扬的歌声从隔间里飘出来。他说，中国的“佛系”青年是最理想的观众群体。他补充道：“如今，年轻人追求的是转瞬即逝的幸福感。我们这一刻开心就够了，管它以后怎么样。”
富拉尔基的动荡没有扩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里干零售有很多机会”，25岁的吴月说，她利用多款视频app为自己的服装店做宣传。
这里仍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城市化：随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通常为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迁至别处，许多来自本区外围的农村地区、由务农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如今正在涌入城市。
“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变化，”独自出来闯荡的吴月说，“以前，农村家庭不会鼓励子女在完成基础学业后继续上学。”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对于教育的态度。年轻人希望从事一份能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到父母曾经赖以为生的行业工作。“我爸妈只想到工厂干活。那是毛泽东时代的思维方式，”本地人哲丠（音译）说，“年轻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在一家新近开业的咖啡馆——店里摆满俗气古玩的柜子里摆放着一尊微型毛泽东塑像，仿佛它跟其他摆件没什么不同——哲丠解释说，他一只脚留在旧经济里，一只脚已经踩上新经济。
晚上，他在中国一重上夜班。白天，他是本区首个无人机摄影团队的一员，利用在线视频自学了如何操控无人机。他掏出智能手机，展示了婚礼和本地体育赛事的视频，这些视频是他在周末受雇拍摄的。
他表示，这项业务“超前于时代”，赚到的钱还不足以维生。但它提供的前景足以让他留在这座城市：“如果我没有好的项目，那我也会离开。”
去年秋天，印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时代”口号的霓虹标语，开始出现在从齐齐哈尔到富拉尔基的公路上。九月的一个上午，市中心的商户被勒令暂停营业。直到当天晚上习近平视察中国一重的画面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上，当地居民才确定习近平来过了。
这是一代人时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首次视察这里。
新闻画面中，习近平身穿黑色夹克，向中国一重的员工强调国内制造业对于实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对中国高层领导人视察活动的解读主要考虑其象征意义，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国有企业仍处于政府经济战略的核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员周雷森(Nathan Attrill)表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站在了地方领导一边，这些地方领导不愿推动出售撑不下去的国有企业。习近平不那么关心私有化或吸引外国投资。”
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曾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但为随后10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即便如此，中共也不太可能重推这一政策，尤其是2009年吉林省通化市爆发“通钢事件”之后。当时，数千名工人包围了国企通化钢铁集团，之前曾提议将通钢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通钢负责人被群殴致死。
一些观察家认为，拒绝进行深入改革将让东北地区陷入停滞状态。但各国企还是做出了一些艰难的选择，通常是零敲碎打地、静悄悄地。据哲丠介绍，中国一重当年的降薪帮助稳定了企业，近年来工资又涨上来了。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削减煤炭和钢铁的过剩产能，导致逾一百万人失业，同时提高了行业中剩余企业的利润。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甚至还有一些企业被私有化了，富拉尔基区那家钢铁厂就被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了。
去年，网上出现了这家工厂的招聘启事：该厂又在招聘技工了，月薪1.2万元人民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这样的事在整个东北地区都能看见，官方数据也显示经济增速开始与中国沿海地区趋同。虽然这能持续多久仍然没有定论——2015年推出的又一轮刺激计划给东北地区带来一股顺风——但对东北许多年轻人来说，生活比几年前看起来更有希望了。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能否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在中国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实现发展之际对其是一块试金石。
在距离富拉尔基区一小时车程的一座村庄的玉米地中央，张龙正在维修他的“兰博基尼”(Lamborghini)——姑且这么叫吧。
30岁的张龙正在依照意大利兰博基尼的式样，完全凭自己手工打造这辆车，目前只完成了底盘部分。他估计全部成本将为10万元人民币。他在流媒体平台快手(Kuaishou)上与57万粉丝分享整个制造过程。
他说：“《速度与激情》(Fast and Furious)启发了我。这系列电影我每部都看过。”在齐齐哈尔，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约150万人）每月都会使用快手，但张龙说远至韩国和美国都有他的粉丝。
张龙15岁离开学校，随后到北京学习做机械师，最终跟几个朋友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2016年他的父亲被诊断出癌症，他回到老家村里照顾父亲，现在他打算留在齐齐哈尔，在市中心再开一家维修店，把他在首都学到的技能带回东北。
他说会把家里的土地租给大型农业企业。“种地很无聊。年轻人想要看世界，不想干这种体力活。”
马莺阁也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她开始表演喜剧小品，将视频上传到快手。她说：“我粉丝告诉我，我说话有很浓的东北味儿。大家喜欢听这个。”
这笔外快让马莺阁能继续留在齐齐哈尔，待在父母身边。一开始她父母几乎无法理解她的这一副业。
在这些视频里，马莺阁主要以女汉子的形象在讲笑话，比如：“我第一次去电影院买了四张票，因为验票员每次总是把我的票撕了。”她已经积累了近200万粉丝。她在快手上通过收礼物赚的钱相当于月薪4000元人民币，她把这笔钱用来去当地滑雪场和温泉旅游。
朋友和家人一直鼓励她去外地找工作，但她决心留下来。“离开也有风险。人人都想成功，但你可能会失败。”我们吃完饭时她说，“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马莺阁说：“作为一名独生子女，我觉得最好跟父母待在一起。”说完她启动了她的丰田(Toyota) SUV，这辆车也是用做直播赚的钱买的。“这儿的压力比大城市小。我觉得很好。”
译者/何黎
马莺阁解释说“佛系”意味着“对任何事物都不强求”。她说：“我个性就是这样。我没把目标定得太高，这样太累。”
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这样的态度有好处。这个有1亿人口的地区夹在朝鲜、内蒙古、俄罗斯和日本中间。
虽然中国以领先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闻名，但马莺阁的家乡齐齐哈尔以及东北其他几十座类似城市的经济增长已停滞不前，有几座城市甚至出现了衰退。
经济衰退在东北尤为令人痛苦，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向该地区投入大量资源，计划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实现快速工业化。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吞并东北地区。
从2000年代初开始，全中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令重工业得到扩张并实现强劲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政府大规模刺激下，这一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但到了2015年，连官方统计数据都显示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不到5%，而外界普遍认为官方数据有所夸大。东三省中一个省份还出现了1%的萎缩，这在当代中国几乎闻所未闻。
困扰东北地区的问题包括企业效益低、消费者需求减弱，以及重工业过度投资。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在试图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腐败也是个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官员与国企的关系，意味着东北地区在贪污腐败方面的名声几乎登峰造极，让私人资本不敢来投资。
齐齐哈尔就像是东北地区命运波折的一个缩影。19世纪时，受东北地区肥沃的土壤和新兴产业的吸引，数百万人从中国其他贫困地区迁移至此。在那之前，东北地区人口稀疏，主要人口为各个游牧民族，齐齐哈尔这个动听的名字就是其中一个游牧民族起的。但现在，人口迁徙方向已发生逆转。
随着东北经济衰退，齐齐哈尔市也遭受重创，2013年到2017年该市经济年增速降至2%，仅略高于通胀率，而全国平均经济增速为7%。这促使大批年轻人外流。与许多东北人一样，齐齐哈尔的年轻人如今在全国各地从事送餐等服务工作。自2014年以来，齐齐哈尔的人口从550万减少到530万。
马莺阁是一名护士，她说：“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去外地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了。许多人都不会回来了。”我们坐在齐齐哈尔一家餐馆聊天，桌上摆着一盘美味的炖猪肉。这里冬季气温通常在零下20℃左右，这是当地一道典型的热乎菜。
尽管人们公认中国的城市化势头不可阻挡，但全中国现在有900多个城市跟齐齐哈尔一样在萎缩，这些城市绝大部分都在东北。
而另一方面，人口日益老龄化从另一个方面预示了未来中国的面貌。尽管中国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仍持续下降，北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见顶，推动年轻人的比例迅速下降。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正在房地产市场中体现出来，这是东北地区可能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警示作用的另一个地方。
在齐齐哈尔，随着人口减少、房屋变得明显过剩，房地产投资——经济活动的支柱——在2015年开始下降。在全中国范围内，房地产销售据信去年已达历史最高点。由于投资追逐房地产销售，经济学家认为住房对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日益缩小。
如果一组经济学家被委任寻找一个反映困扰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的例子，没有哪儿比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更典型了。该辖区有大约30万人口，几十年来几乎完全依赖四家国有企业。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一重(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这是一家钢铁和机械制造厂，成立于1954年，属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占地广阔，厂门口依然矗立着一座10米高的不锈钢毛泽东塑像，这是全中国最大的毛泽东塑像，重逾33吨 。
2000年代初，中国一重的董事长满怀雄心地鼓励大规模举债以扩大生产。据工人表示，随着对该厂产品的需求激增，在截至2012年的十年间，工人的工资涨了两倍，至每月6000元人民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地区的其他几家大型企业——一家钢铁厂、一家化工厂和一家火电厂——当时也蓬勃发展。原本是稀罕物的小汽车当时变得司空见惯了。2008年，肯德基(KFC)在这里开了一家分店。
然后在2014年，经济衰退来了。全中国的钢铁产量十年内增长超过两倍，供应远远超过了需求，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周期性下滑使得钢材价格大幅下跌，以至于一些品种变得和白菜一样便宜。
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被迫降薪，开始了裁减管理层的艰巨任务。
斯特凡•施瓦布(Stefan Schwaab)是被吴生富聘请的第一位外国董事，据他说，当时该公司几乎所有员工的工资跟2014年的水平相比都降低了30%至40%。他表示，“降薪从最高层管理人员开始。后来扩展到工人。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找另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
不久之后，齐齐哈尔其他4个工业支柱中的两个倒塌了。
齐齐哈尔的钢铁厂北满(Beiman)发行的一系列债券出现违约，并被当地法院宣告破产，还欠下了73亿元人民币负债。该市的化工厂也破产了——如今厂内现场杂草丛生——而电厂解雇了数百名员工。
这些年来整个东北都动荡不安。2016年，在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一个煤矿的双鸭山市，数千名当地人连续几天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支付欠发的工资。
根据一些参与者的说法，前一年在齐齐哈尔，工人聚集在中国一重门外，要求获得他们会领取到养老金的保证。当地人说，在官员试图消除他们的担忧之际，警察在抗议活动结束前拘留了数十名工人。当年晚些时候，吴生富自杀了。
三年多来，富拉尔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商店和办公室。公寓楼大多是旧的，而且明显破败不堪。唯一挂出招聘牌子的企业是那些迎合老年人、销售轮椅和助听器的企业。
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家们开玩笑地说“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山海关是长城的最后一个前哨，长城曾经将中华文明与东北部蛮族的世界隔开。
齐齐哈尔位于山海关以北很远的地方。然而，尽管其经济困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预兆，但也有希望的迹象。马莺阁可能没有她在工厂当工人的父母曾经拥有的那种远大志向，但她在同龄人当中并不孤单——很多人都认为未来在这里而不是在中国其他地方。
在杭州打工的齐齐哈尔人坐火车返回老家过春节
随处可见的粉红色海报引人注目。上面写着，“妻子、母亲、艺术家，你的机会在这里”，并承诺“直播”工作可以获得每月超过1万元的收入。
海报背后的公司是润禾文化传媒(MV Media)，其创始人是29岁的刘俊哲，他拿出30万元人民币来培训当地人如何做直播，回报是从他们的直播收入中分成。
2013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传输了大约10亿千兆字节(GB)的数据。到去年，这一数字增至原先的25倍以上。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数据用于视频流传输。平台主播（主要是年轻女性）坐在网络摄像头前，与粉丝们一起唱歌和聊天，这些平台拥有超过4亿用户，创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
中国东北地区在直播中找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比较优势。多年来，该地区的国有企业为表演艺术团提供赞助；在他们内部蓬勃发展的那种直率、有时粗俗的工人阶级幽默在全中国都很受欢迎。东北普通话也能让中国各地的人们听得懂，同时它的特有腔调又让人觉得有趣。
困扰东北地区的问题包括企业效益低、消费者需求减弱，以及重工业过度投资。
刘俊哲表示：“这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其他行业经营困难。但我们做得很好。这是东北人擅长做的事情。直播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一些经济问题。”
润禾传媒的办公室走廊通向刘俊哲为新招募的30名主播设置的一个个小隔间。所有隔间都配有电脑、网络摄像头以及一款可根据需要发出鼓掌声等音效的设备。
悠扬的歌声从隔间里飘出来。他说，中国的“佛系”青年是最理想的观众群体。他补充道：“如今，年轻人追求的是转瞬即逝的幸福感。我们这一刻开心就够了，管它以后怎么样。”
富拉尔基的动荡没有扩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里干零售有很多机会”，25岁的吴月说，她利用多款视频app为自己的服装店做宣传。
这里仍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城市化：随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通常为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迁至别处，许多来自本区外围的农村地区、由务农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如今正在涌入城市。
“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变化，”独自出来闯荡的吴月说，“以前，农村家庭不会鼓励子女在完成基础学业后继续上学。”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对于教育的态度。年轻人希望从事一份能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的工作：他们不愿意到父母曾经赖以为生的行业工作。“我爸妈只想到工厂干活。那是毛泽东时代的思维方式，”本地人哲丠（音译）说，“年轻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在一家新近开业的咖啡馆——店里摆满俗气古玩的柜子里摆放着一尊微型毛泽东塑像，仿佛它跟其他摆件没什么不同——哲丠解释说，他一只脚留在旧经济里，一只脚已经踩上新经济。
晚上，他在中国一重上夜班。白天，他是本区首个无人机摄影团队的一员，利用在线视频自学了如何操控无人机。他掏出智能手机，展示了婚礼和本地体育赛事的视频，这些视频是他在周末受雇拍摄的。
他表示，这项业务“超前于时代”，赚到的钱还不足以维生。但它提供的前景足以让他留在这座城市：“如果我没有好的项目，那我也会离开。”
去年秋天，印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时代”口号的霓虹标语，开始出现在从齐齐哈尔到富拉尔基的公路上。九月的一个上午，市中心的商户被勒令暂停营业。直到当天晚上习近平视察中国一重的画面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上，当地居民才确定习近平来过了。
这是一代人时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首次视察这里。
新闻画面中，习近平身穿黑色夹克，向中国一重的员工强调国内制造业对于实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对中国高层领导人视察活动的解读主要考虑其象征意义，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国有企业仍处于政府经济战略的核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员周雷森(Nathan Attrill)表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站在了地方领导一边，这些地方领导不愿推动出售撑不下去的国有企业。习近平不那么关心私有化或吸引外国投资。”
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曾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但为随后10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即便如此，中共也不太可能重推这一政策，尤其是2009年吉林省通化市爆发“通钢事件”之后。当时，数千名工人包围了国企通化钢铁集团，之前曾提议将通钢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通钢负责人被群殴致死。
一些观察家认为，拒绝进行深入改革将让东北地区陷入停滞状态。但各国企还是做出了一些艰难的选择，通常是零敲碎打地、静悄悄地。据哲丠介绍，中国一重当年的降薪帮助稳定了企业，近年来工资又涨上来了。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削减煤炭和钢铁的过剩产能，导致逾一百万人失业，同时提高了行业中剩余企业的利润。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甚至还有一些企业被私有化了，富拉尔基区那家钢铁厂就被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了。
去年，网上出现了这家工厂的招聘启事：该厂又在招聘技工了，月薪1.2万元人民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这样的事在整个东北地区都能看见，官方数据也显示经济增速开始与中国沿海地区趋同。虽然这能持续多久仍然没有定论——2015年推出的又一轮刺激计划给东北地区带来一股顺风——但对东北许多年轻人来说，生活比几年前看起来更有希望了。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能否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在中国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实现发展之际对其是一块试金石。
在距离富拉尔基区一小时车程的一座村庄的玉米地中央，张龙正在维修他的“兰博基尼”(Lamborghini)——姑且这么叫吧。
30岁的张龙正在依照意大利兰博基尼的式样，完全凭自己手工打造这辆车，目前只完成了底盘部分。他估计全部成本将为10万元人民币。他在流媒体平台快手(Kuaishou)上与57万粉丝分享整个制造过程。
他说：“《速度与激情》(Fast and Furious)启发了我。这系列电影我每部都看过。”在齐齐哈尔，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约150万人）每月都会使用快手，但张龙说远至韩国和美国都有他的粉丝。
张龙15岁离开学校，随后到北京学习做机械师，最终跟几个朋友开了一家汽车维修店。2016年他的父亲被诊断出癌症，他回到老家村里照顾父亲，现在他打算留在齐齐哈尔，在市中心再开一家维修店，把他在首都学到的技能带回东北。
他说会把家里的土地租给大型农业企业。“种地很无聊。年轻人想要看世界，不想干这种体力活。”
马莺阁也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她开始表演喜剧小品，将视频上传到快手。她说：“我粉丝告诉我，我说话有很浓的东北味儿。大家喜欢听这个。”
这笔外快让马莺阁能继续留在齐齐哈尔，待在父母身边。一开始她父母几乎无法理解她的这一副业。
在这些视频里，马莺阁主要以女汉子的形象在讲笑话，比如：“我第一次去电影院买了四张票，因为验票员每次总是把我的票撕了。”她已经积累了近200万粉丝。她在快手上通过收礼物赚的钱相当于月薪4000元人民币，她把这笔钱用来去当地滑雪场和温泉旅游。
朋友和家人一直鼓励她去外地找工作，但她决心留下来。“离开也有风险。人人都想成功，但你可能会失败。”我们吃完饭时她说，“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马莺阁说：“作为一名独生子女，我觉得最好跟父母待在一起。”说完她启动了她的丰田(Toyota) SUV，这辆车也是用做直播赚的钱买的。“这儿的压力比大城市小。我觉得很好。”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