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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如何影响我们的政策
自北溪天然气管道和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带有总体战性质的全面战争阶段。俄罗斯更换新的前线总指挥，并确立了能源战之后与之并重的“难民战”新策略，即按科索沃战争模式，摧毁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驱使超过1000万以上的难民进入欧洲（现入欧乌克兰难民约500万），通过制造人道主义危机，配合冬天的能源短缺、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引发的欧洲民意反弹一起，激化欧洲内部矛盾，以便为促使欧洲与俄罗斯就达至停战谈判，创造压力和前提条件。因为俄罗斯深知，乌克兰在美国激励、影响和大力援助下，即使山河破碎也不可能与俄媾和。
欧洲是否会如俄所愿，在延续到明年的来临冬天及上千万乌克兰难民涌入后，因民意反转而对乌克兰成功施压，还是未知之数。但在常规武器和消耗战已不可能战胜西方全力支持的乌克兰的情况下，这是俄罗斯在不动用战术核武器下最后的策略选择。
战争的长期化和升级，不可能不对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最终世界都有可能卷入。
每一次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预计的，或好或坏的改变，它或许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或给人类带来灭顶的灾难。不管如何，每一场战争都会给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改变。战争的出现是人们为了自己利益而产生的争夺，在这场争夺欧陆主导权的战争中，发起战争的两方或许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在逐步升级中，梦游般地开启对第三方的围堵和战争。
建构“三反五建”内容
有备才能无患，即将在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在这个叠加了战争、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转折口，无疑将做出针对未来10年的政策安排。笔者分析会议将以建构“三反五建”内容为主要政策基调：即反渗透（传播战）、反制裁（科技、产业自主升级）、反侵略（台海和平与统一战争），以及建设内循环大市场（重点是调整分配以提高劳动者所得）、尽可能维护建制性对外贸易（反脱钩保就业争取时间）、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从区域拒止到全面反击战力提升）、备战备荒系统性工程建设和准备迎接“伟大斗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建设。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而斗争的基础在于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它们决定了政策基础和政策可行性。从秦国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经常要面对巨大自然灾害，和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动员型国家。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最基层，强化了国家组织能力。俄乌战争开启了一个不再有大国协商一致和共同规则的“后后冷战”时代，世界在疫情、战争、制裁等打击下，渐次进入管制经济和准战时经济已不可避免，中国须要现在就为此做好战略决策和政策准备。
这些政策主张已经在近两年有所显示，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退潮，财富和人口的不平衡最终导致消费和生产失衡，以及世界性的债务出清问题，未来10年，世界将变得更为分裂和动荡，进入以“消耗”代替“增长”的战时经济状态。在中美欧俄四方中，欧洲的经济第三极和俄罗斯的军力第三极都已被证明不堪大用，中美两极战略竞争很快会因为失去欧俄缓冲，而进入全面博弈状态，领域包括贸易、科技、外交、舆论，或许还有最后的军事斗争——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台海还是其他代理人战争。
作为两个最后的拥核超级大国，军事入侵和经济孤立对中国无效，全面遏制即建立一个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多方面对中国打压的联盟，这样一种总体战持久战更有可能。完成各自内外整合，与削弱搞垮老三老四（欧俄）这两个可能的渔翁得利者组合是前提，但两国博弈的要害却在于各自内部的诸多问题，谁先未雨绸缪启动改革，谁能兴利除弊转型成功，谁能坚持到底，就将是这场世纪之争的最后胜者。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副院长）
欧洲是否会如俄所愿，在延续到明年的来临冬天及上千万乌克兰难民涌入后，因民意反转而对乌克兰成功施压，还是未知之数。但在常规武器和消耗战已不可能战胜西方全力支持的乌克兰的情况下，这是俄罗斯在不动用战术核武器下最后的策略选择。
战争的长期化和升级，不可能不对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最终世界都有可能卷入。
每一次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预计的，或好或坏的改变，它或许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或给人类带来灭顶的灾难。不管如何，每一场战争都会给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改变。战争的出现是人们为了自己利益而产生的争夺，在这场争夺欧陆主导权的战争中，发起战争的两方或许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在逐步升级中，梦游般地开启对第三方的围堵和战争。
建构“三反五建”内容
有备才能无患，即将在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在这个叠加了战争、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转折口，无疑将做出针对未来10年的政策安排。笔者分析会议将以建构“三反五建”内容为主要政策基调：即反渗透（传播战）、反制裁（科技、产业自主升级）、反侵略（台海和平与统一战争），以及建设内循环大市场（重点是调整分配以提高劳动者所得）、尽可能维护建制性对外贸易（反脱钩保就业争取时间）、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从区域拒止到全面反击战力提升）、备战备荒系统性工程建设和准备迎接“伟大斗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建设。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而斗争的基础在于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它们决定了政策基础和政策可行性。从秦国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经常要面对巨大自然灾害，和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动员型国家。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最基层，强化了国家组织能力。俄乌战争开启了一个不再有大国协商一致和共同规则的“后后冷战”时代，世界在疫情、战争、制裁等打击下，渐次进入管制经济和准战时经济已不可避免，中国须要现在就为此做好战略决策和政策准备。
这些政策主张已经在近两年有所显示，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退潮，财富和人口的不平衡最终导致消费和生产失衡，以及世界性的债务出清问题，未来10年，世界将变得更为分裂和动荡，进入以“消耗”代替“增长”的战时经济状态。在中美欧俄四方中，欧洲的经济第三极和俄罗斯的军力第三极都已被证明不堪大用，中美两极战略竞争很快会因为失去欧俄缓冲，而进入全面博弈状态，领域包括贸易、科技、外交、舆论，或许还有最后的军事斗争——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台海还是其他代理人战争。
作为两个最后的拥核超级大国，军事入侵和经济孤立对中国无效，全面遏制即建立一个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多方面对中国打压的联盟，这样一种总体战持久战更有可能。完成各自内外整合，与削弱搞垮老三老四（欧俄）这两个可能的渔翁得利者组合是前提，但两国博弈的要害却在于各自内部的诸多问题，谁先未雨绸缪启动改革，谁能兴利除弊转型成功，谁能坚持到底，就将是这场世纪之争的最后胜者。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副院长）
